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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外迁调查:低端代工企业伤不起

上传时间:2012/9/5


耐克抛弃赐昌只是其产业链转移的第一步。赐昌只不过是中国成千上万家代工厂的代表之一,这些代工厂一度将为耐克、阿迪达斯代工视为骄傲,但现在,他们不得不面临订单狂泻、员工人数锐减的命运。

       跨国公司心目中廉价的世界工厂已不再非中国莫属。在人力成本、税负、环境成本、库存压力及中资品牌冲击等因素影响下,以阿迪达斯、耐克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正试图以极其低调的方式将在华代工厂迁移至更具吸引力的其他地区,如越南、柬埔寨等。

      尽管阿迪达斯表示,目前与在华10家代工厂终止合作是为了优化全球采购框架,并表示将继续与300家代工厂保持合作,不过故事远非这么简单。

低端代工的宿命

     “早就没有订单了,耐克的代工项目早就搬到惠州了,至于会不会搬到东南亚,就不清楚了。”深圳赐昌实业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报关的李琳(化名)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赐昌是一家制鞋企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且规模很大。然而,如今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坳背村的赐昌工厂,与密布产业园区的很多企业不同,它偏居一隅,隐藏在一段年久失修的小路最深处,一路上尘土飞扬,周围并无太多工厂,只有几处零散的小作坊。

      耐克抛弃赐昌只是其产业链转移的第一步。赐昌只不过是中国成千上万家代工厂的代表之一,这些代工厂一度将为耐克、阿迪达斯代工视为骄傲,但现在,他们不得不面临订单狂泻、员工人数锐减的命运。

     记者几经辗转来到赐昌,正好看到几名保安在仔细盘查两名外出人员,包括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该厂安全生产负责人沈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们以前确实做耐克,并且规模还不算小,当时可以算得上是耐克在深圳的主要代工厂。”沈先生说,当时赐昌的员工一度超过10万,是横岗地区知名的企业,除了耐克,赐昌也代工其他跨国公司的鞋类品牌,只不过耐克是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

     “现在有点惨,2008年也没像现在这样,当时虽然订单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萎缩,但我们还可以控制,现在是有心无力了。”沈先生介绍,目前赐昌只能接到一些小品牌的小订单,这些小订单要放在以前根本不会接,但现在没有办法。否则,赐昌只有关门破产了。

      据了解,位于惠州的耐克代工厂以及位于东莞高埗镇的裕元鞋业制造厂,与赐昌同属台湾保成集团旗下代工厂。保成集团战略调整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是首先将旗下代工厂“去特区化”,然后逐步设法外迁至东南亚。

     2010年,裕元鞋业在内地的鞋类生产线为226条,越南及印尼分别为120条、114条。而今年一季度末,越南及印尼的鞋类生产线分别增加至150条、136条,而在内地的生产线今年以来仅象征性地增加了4条至230条。而去年9月,裕元鞋业在内地的鞋业生产线一度达到255条,是阿迪达斯在中国内地主要的代工厂。

       随着东南亚代工厂的增加,越南制造或印尼制造屡屡出现在阿迪达斯的内地专卖店。跨国公司心目中的世界工厂已不仅仅是中国。这种认识不仅影响了现在的珠三角,连深处内陆的湖南也深受波及。

      记者了解到,湖南代工阿迪达斯的一家企业也如坐针毡,一旦阿迪达斯宣布终止合作,这些企业或难逃破产命运。

       类似于赐昌这样的企业不在少数,上海、苏州及湖南等地的代工厂也曾将阿迪达斯、耐克等合作伙伴视为骄傲的资本。尽管阿迪达斯等企业的在华代工厂屡屡被扣上“血汗工厂”的帽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代工厂的利益实际上与阿迪达斯是捆绑在一起的,阿迪达斯在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这些代工厂最舒坦的一段日子。

     然而,这样一家曾经盛极一时、员工多达10万人的代工企业,现在雇员仅剩三四千人。

     在离开赐昌的时候,记者与该厂对面卖奶茶的老板有一番攀谈。他说这两年生意太难做了,一杯奶茶1元钱,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这样的价格显然无法想象,并且由于赐昌员工锐减,就是1元钱的奶茶也不好卖。

成本并非唯一原因

      一直以来,“比较优势”是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重要原因。富士康在成都设立工厂后,业内普遍认为内陆较沿海地区更具比较优势,但其湖南代工厂订单下滑及富士康在成都面临的用工荒却表明,人力成本上升或许不是跨国企业代工厂外迁的唯一重要原因。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告诉记者,其实阿迪达斯等外资企业担心的并不是现在的成本,而是持续看涨的成本。换言之,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成本及经济景气度存在不好的预期。

      林江指出,2009年国内经济也相对较差,但当时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导致国内出现通缩,尽管阿迪达斯等企业的产品销量受到了影响,但人力成本比较低;现在经济不景气,人力成本却水涨船高,滞胀迹象明显。

      此外,地方政府在税负方面对阿迪达斯等企业也造成了困扰。林江表示,部分地区一方面称要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在税收等领域却不肯让步,客观上导致外资企业在做出决策时无所适从。“当然,这并不是说取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不对,只是外企很难看到进一步的优惠政策。”

      林江还表示,部分外企实际愿意支付更高成本聘用劳动力,只不过以85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劳动力在择业范围及择业心态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是外资企业在国外选择代工厂的重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国内代工厂的“大跃进”也是阿迪达斯等企业萌生退意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代工厂在订单上过分追求规模,产能过剩难以避免。最终这些被代工的商品在市场竞争中不得不采取折价策略,对其品牌形象及业绩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从近几年运动品牌的发展轨迹中也不难看出。

      除耐克、阿迪达斯之类的服装制鞋类企业外,手机、五金、玩具、塑胶等产业也出现了外资撤离的现象,这些行业普遍以密集劳动力取胜,当人力成本逐渐蚕食企业利润的时候,境外资本也就不可避免要重新做选择。

 产业外迁是非争议

       自阿迪达斯决定关闭位于苏州的在华唯一自有工厂后,关于外资大面积撤离中国本土的声音甚嚣尘上。东莞大朗镇、高埗镇等代工厂密集的园区也一度传出代工厂频频倒闭或外迁的消息。

      不过,东莞市委宣传部对代工厂倒闭潮的说法并不认可。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宣传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只是反复强调,东莞代工厂目前一切正常,尽管有部分代工厂倒闭,还有一些外迁到东南亚,但那只是正常的产业转移。

      东莞市政府办公室、东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东莞发展和改革局、高埗镇政府等单位在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时,同样极为谨慎,对代工厂外迁一事不愿多提。

      这与阿迪达斯的态度十分相似。阿迪达斯在代工厂问题上极为低调,虽然声称将与在华300家代工厂继续保持合作,但这300家工厂目前的订单及生产情况,阿迪达斯却拒绝透露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密集劳动力取胜的无技术含量代工项目外迁是大势所趋,珠三角正在逐步失去成本优势。

       不过,左小蕾并不认为代工厂外迁是普遍现象。她指出,代工厂可解决相当一部分就业问题,若代工厂密集外迁,则珠三角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但现在的失业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严峻。因此左小蕾认为珠三角低端代工产业外迁是正常现象,近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林江也有类似观点,“根据我的研究,外资企业这几年频频在东南亚声势浩大地寻找代工厂,不排除是为了摆姿态。”林江表示,中国是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即便阿迪达斯全部选择东南亚的代工厂,他们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阿迪达斯确实没有大规模撤离,取消与小部分中国代工厂的合作可制造外资撤离的假象,或许能胁迫地方政府推出更优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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