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发展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的主导力量，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19.8%，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中国凭借巨大的制造业总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国制造业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

一、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了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中间环节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形成了以价值链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学者们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用不同的概念来诠释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ereffi，1994)分工现象，其中包括:产品内分工、垂直专业化、零散化生产、全球生产共享、全球生产非一体化等等。笔者认为“垂直专业化”(Hummels，Rapoport＆Yi，1998)是最具有解释力和代表性的概念，它为准确量度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提供了有效工具。赫迈尔斯(Hummels，2001)建立了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指标，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价值(VS值)及其占总出口的比重(VS比重)，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 采用赫迈尔斯(Hummels)等学者建立的VS指标，计算了1992－2003年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的价值比率，以此说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程度。

   由于笔者的目的是要通过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的水平来说明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在这种分工模式下所处的地位，重点不是对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一些学者对此已经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计算。

   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进程中，绝大部分行业的VS份额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平新乔曾经分析了美国各产业垂直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原因，并且指出美国的主要产业都处在价值链高端，技术水平较高，所需的进口中间投入较少。因而，2001～2007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垂直专业化的整体趋势说明中国出口产品中含有较多的国外进口附加值，中国对进口中间产品中间投入的依赖有所增加，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正在加深。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制造业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利用中国劳动力禀赋进行加工或组装之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所以，中国制造业从总体上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非常高，所有行业的平均垂直专业化水平都超过了20%。其中，电子通讯设备的垂直化专业化率最高，达到了66.76%，这反映了我国近年来电子通讯设备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的事实，说明我国电子通讯设备行业主要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大量技术含量较高的关键零部件，该产业本身自主研发能力匮乏。同时，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仪表和其他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率都超过40%。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普遍较高，进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较高，相对而言，在本国进行生产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较低。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区段技术含量较低的现状。

二、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必须经历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发展的过程，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越强，越有可能使制造业在模仿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较短，企业家精神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制造业引进消化吸收和学习能力都不够强，外资溢出效应未能充分发挥，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结合不够紧密，制造业技术引进仍停留在原有水平，没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始终对国外技术存在严重依赖，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导致制造业水平与国外差距很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只能被动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具体而言，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 自主研发能力薄弱

   我国制造业整体自主研发设计能力薄弱，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低，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比如，中国的制药工业有90%以上的产品几乎完全依靠仿制国外产品；虽然2010年我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800万辆，分别达到1826.47万辆和1806.19万辆，稳居全球产销第一，但是，仍然需要用高价从国外购买发动机等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和专利；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国，2010年空调产量突破1亿台，但是，压缩机和制冷剂等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发达国家手中；IT产业的产量虽然处在全球前列，可是芯片技术、操作系统等也依赖于国外。有数据显示，中国关键技术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50%以上，加入WTO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8年达到60%。

    008年，我国国内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总量分别为71.1万件和35.2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为19.5万件，较2007年增长27.1%，远高于同期国外3.4%的增长率，发明专利的授权量为4.7 万件，较上年增长45.8%。虽然国内专利授权数量增长显著，仅比国外少526件，但是，从专利类型看，国内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所占比重仍然很低，分别为27.1%和13.2%。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在三类专利中比重偏低的状况多年来没有根本性改变。相比之下，2008年国外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比重分别为85%和79.1%，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亟待加强。

( 二) 自主营销品牌缺乏

   从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分布来看，除了研发设计之外，品牌经营、市场营销及相关的生产性服务环节也是主要的增值点。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创立驰名的品牌商标和掌控战略性的营销网络，是提高企业利润的关键。我国制造业知名品牌企业的数量及影响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能力薄弱，缺乏全球营销经验，只会打“价格战”，主要依靠国外分销商或合作伙伴的营销网络开拓国际市场。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只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加工厂，为外资做零配件加工和代工生产，没有自主品牌和供销网络。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全球三大制造强国阵容，但是，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不仅中国的知名品牌屈指可数，而且，中国企业无一入选世界机械500强前10名，前100名的中国企业仅有9家。

( 三) 高水平人力资本匮乏

   人才资源是我国制造业升级中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大力培养和广泛吸纳高级科技人才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规模大、科技人力投入增长快，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人力投入强度不高，科技人才队伍质量不高，严重缺乏创新型人才。

   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研发人员总量的年均增长率高于世界多数国家，显示了中国在科技人力投入方面具有长期增长潜力。在2000～2008年间，中国研发人员增加104.3万人/年，增长113.1%，年均增长率达到9.9%。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增长了99%。同期只有少数国家的研发人员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在2000～2007年期间，增加幅度超过50%的仅有捷克、土耳其、韩国、葡萄牙、西班牙和新加坡6个国家，六国中增长最快的前三个国家是捷克、土耳其、韩国，它们分别增长了103.3%、101.6% 和72.1%，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7%、12.4%和9.5%。同期多数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总量增长缓慢，2000～2007年欧盟15国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率只有2.2%，德国年均增长0.4%，每万名劳动力中R＆D人员数量近年几乎未变。同样，日本2000～2006年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0.7%，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近年变化很小。芬兰研发人力投入比上年减少1.4%和3.5%。

   然而，按投入强度指标来衡量，中国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在有统计数据的37个国家中，只位列第35位，仅高于墨西哥和南非。虽然中国研发人力投入强度在逐年增加，但是，2007年，芬兰、美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的每万名劳动力中的研发人员的比例仍然是中国的8倍、5倍、6倍、3倍和4倍。2008 年，我国研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只有3.4 万美元，仅仅高于俄罗斯、阿根廷、斯洛伐克等少数几个国家，在有36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四，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是我国的5 倍以上。2008年，我国每万名研发人员人均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科学论文引证数在40个国家地区中均列在第39位。2007年，我国企业研究人员人均发明专利授权量在38个国家地区中位列第36位。我国研发人力投入强度，无论是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还是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在国际上排名并不高，尤其是研发人员人均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企业人员人均三方专利量，在国际上均处于落后地位。

三、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面对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的竞争压力，产品价格提升的空间不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面临进一步被稀释的威胁，并且已经出现逐渐被取代的趋势。如果我国企业一方面丧失生产制造优势，另一方面在技术、服务等方面又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那么，我们会在国际分工中被动地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同时，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的资源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我国应该定位在制造环节，以制造业为切入点，尽快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研发创新，逐步向技术、服务等高端环节过渡。

( 一) 发达国家高端技术封锁与中国的后发劣势

   发达国家的长期发展来源于不断的创新，出于国家利益的切身考虑，具有技术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绝对不会轻易将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端技术转让给中国。同样，跨国公司出于保持自身垄断优势的战略需要，会保持对技术、设计等关键资源与核心技术的控制，也不会轻易转让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很难跨越与他们的技术差距。中国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国外比较成熟的技术来不断提高本土产业的层次与水平，但是，后发劣势的问题永远不可能通过提高技术引进水平的途径得到根本性解决。解决后发劣势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模仿、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自主研发与创新。只有通过长期持续不断地创新，才有最终实现技术突破和经济赶超，克服后发劣势，不断向前沿高端环节迈进。

( 二)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

   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地位，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支撑。近年来，各地陆续出现“民工荒”现象，这不仅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也具有人口结构根源。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因素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完结，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随着工资总体水平的较快提高，从事简单加工制造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也呈现上升趋势，各地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和成本不断上升双重压力。在国际上，“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试图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活动中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它们拥有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对中国承接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构成了很大威胁。同时，“金砖四国”中的其它三国也保持着强劲的市场经济增长势头，带来了巨大市场需求，它们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投资和转移的重要对象，俄罗斯丰富的资源条件、巴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独特的英语优势等都对中国形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

( 三) 资源环境紧张与转变粗放式增长模式的需要

   发达国家专注于价值高端的技术和营销环节，把大量占有和消耗资源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优化了自身的资源耗费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这些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加工环节，制造业的发展是建立在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的基础上的，是以日益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种长期快速粗放型发展使中国已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因此，要打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恶性循环的关键，就迫切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技术水准和附加值，摆脱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困境，大力推进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展。